Someone Like You

　　食堂裡除了還要上班的保安、清潔人員外，幾乎看不到學生的身影，只有門外幾個外國人賺到了一個假期，正興沖沖規劃要去哪裡玩樂。

　　自從除夕不再去大伯家聊天、打牌，也厭倦了各台的特別節目後，就很難守歲了。喧囂之後的夜彷彿格外漫長，竟找不到東西填滿，於是在十二點多家裡往往便拉上夜幕，用闃黑映照其他戶的燈火。

　　反而是在異鄉過年時，原本打算11點多就寢，忽然想起了守歲讓長輩長壽的習俗，於是點開電影硬是多撐了兩個小時，以為以此便能聊表心意，給遠方第一次沒能團圓的家。

　　現在時不時便會載個電影備著，尤其是香港的電影，同港劇一樣，想著可以邊學粵語，便能看得較心安理得。不過雖說如此，仍然常常捨不得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所以電腦裡永遠不乏待看的影片。這次點開的片叫「心戰」，後來發現是普通話配音一度想關掉，不過很快地，他的題材便吸引我繼續看下去──這個題材叫做「自殺」。於是想起了當初之所以下載這部，大概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吧。

　　由於曾經歷過相同的掙扎，所以後來對於死的問題格外上心。片中任達華的思考其實很有深度，拍攝的手法也相當引人入勝，但主謀卻是個敗筆，不管是莫名的自白，還是錯愕的收尾，都為這部片扣了許多分數，有虎頭蛇尾之憾；而某些配角例如兩個黃美寶也令人不知所以然。尤其主謀老梗的背景設定也讓原本相當嚴肅的自殺議題變成狗血的陰謀利用，讓死亡的神聖性落入庸俗。

　　死亡是神聖的嗎？我相信是的，人們尤其喜歡談論「向死而生」、重於泰山的死。吳明益在臉書上的〈有的人以死去喚起〉這篇短文寫得極好，由於臉書無法轉貼網址，請容我全文引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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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我推薦過一本談論自殺的書給學生，書名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書中把人類的「自殺史」做了梳理，並且試圖以人文精神去詮釋。在作者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眼中，自殺在不同文化裡存在著不同的意義，比方說對愛斯基摩人來說，唯有「自殺」和「戰死」能進入美麗的光明之境，自然死亡反而會進入幽狹山谷。當然，自殺在不同的情境也有不同的內涵，為理念而死與逃避而死，在文化詮釋上的價值當然不同。

　　因而，艾佛瑞茲說，他不願為自殺這事下定論。在序裡他提到，對羅馬作家阿爾比特（Petronius Arbiter）而言，「自殺是獻給畢生致力於高品味生活的生命，一個優雅的裝飾音。」對英國詩人托馬斯．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來說，「自殺是在飢餓所導致的慢性死亡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對女詩人希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來說，「自殺則代表了把自我拯救出來的企圖，不讓自己陷入自己詩中絕望的情境。」對義大利詩人、小說家卻札瑞．帕韋澤（Cesare Pavese）而言，「自殺像日出般必然，所有的讚揚與成就都無法阻止。」

　　我推薦給學生的原因不是贊揚自殺，而是提醒他們，不能把一件事做完全的道德歸因，有動人的自殺也有遺憾的自殺，有令人尊重的自殺也有令人惋惜的自殺。但輕蔑最是不該，我們沒有權力輕蔑他人所經歷的人生，因為那背後可能有我們不能理解的掙扎與痛苦。


　　在這一陣子的成大新廣場命名事件中，「命名活動」最後進入了學校的權力體制「校務會議」被進行表決。這事沒有太大問題，凡是要通過公文執行的政策，都得經過這一個由全校教授投票推舉出代表的校務會議。在這過程中，王文霞教授的發言當然備受關注，但除了她之外，正反支持的立論（李輝煌教授就提出跟她不同的看法），會讓我們看到教授們在這樣一個會議上所揭示的立場，從而知道校務會議的意義與力量。

　　或許，我們可以先談談校務會議在大學裡的意義。

　　我從上學年開始，兩度被選為東華大學的校務委員。校務會議是教授治校的一個重要象徵，一個數千到數萬人的學校確實就像一個小小的自治村落，有許多條文等待議決。兩周前我參加的那次，有一條修正的條文是「導師制實施辦法」。在討論之時，兩位和我在「東華教師會」共事的同事，陳毅峰教授和謝若蘭教授，提出導師打學生「操行」成績的不合時宜。這點我完全贊成。

　　一來，已成年的大學生，還得被評等「操行成績」，本就是荒謬之事，他們要面對的是針對成年人所制定的「法律」。二來，大學導師並不像中、小學老師，真的那麼認識學生的生活狀況。操行成績不但沒有客觀的標準，反而成為部分學校或教師拿來威嚇學生的一種手段。那是過去台灣的大學軍事、政治治校的遺毒。因此，當學生拿著英文成績單到國外申請學校時，Conduct result的結果，也常會引起誤會。

　　學務處人員以「有時候申請獎學金」需要操行成績，算是回應了陳毅峰教授的提議。眼見沒有人附議，坐我一旁的歷史系吳翎君老師，推了推我要我發言，以免讓這個提議就此溜過。我思考了一下遂舉手發言，表達了意見。一件事不是曾經是正當的，就永遠是正當的，我認為廢止操行成績是時代趨勢。幸運的是，校長因而要學務處「研究研究」，我不知道這個「研究」需要多久，但這是第一次讓我覺得「校務會議」確有作用，它很可能是許多事推動的開始。


　　從成功大學公關室的新聞稿看來，他們很想把這個事件導向程序正常的方向，也就是說，校務會議代表的才是校園真正的民主程序。學生投票雖然將「南榕廣場」選為最高票，仍要通過校務會議的議決。在程序上確實沒有問題，只是這麼一來，會讓人懷疑當初委託活動舉辦的誠意。因為如果校務會議代表才能決定廣場命名，那麼乾脆把那十個名字交由校務會議議決即可。如果校方質疑投票率太低不具效力，那麼大概台灣各大學的學生會組織都無法成立了。軟性的、鬆散的校園民主投票，很難像總統大選那樣積極動員，我想各大學任教的教師都清楚。

　　何況，在大學校園裡，常有些行政的默契。比方說，當有教師要升等時，系主任與系教評會會提出一個外審名單，更高層的主管當然有不按名單順序勾選的權利，但基於尊重系才是最了解相關專業人力的單位，主管通常也會尊重這樣的專業判斷。簡單地說，在大學任教裡並沒有一般政治體那樣的絕對長官與從屬的關係，同儕評鑑與同儕對話，才是學院民主的價值所在。而校務會議有學生代表列席，更是一個可貴的對話機會。

　　成大校長黃煌輝教授在校務會議前發了公開信給全體師生，算是表態了他的立場。他首先強調他所認可的行政程序，正如我上面所言。第二點則表現出校長的意志，他提到「校內相關設施均應避免涉及政治性活動與特定政治意識形態」。這點，實則墮入我之前寫過的一篇「No Politics」闡述過的盲點，在現代社會中，避開政治議題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宣示非政治者，常會陷入自我指涉的窘境。（這裡我就不多說，有興趣者可去看那篇文章）與校長立場一致的發言者，大概不出這樣的論述脈絡。


　　歷史系王文霞教授的理由，我仔細唸過網上提供的逐字稿。她的理由之一是，台灣民主歷史上，比鄭南榕先生有貢獻的人太多了，意思是，何必執著於將廣場命名為南榕？以一個旁觀者來看，這個理由很好反駁。並不是所有的民主運動先行者都與成大有關，對民主貢獻的深淺確會在時間之流中也會有更多元、複雜的評價，但鄭南榕先生顯然是跟成大關係極深的一位。何況「南榕」一名足以容納多元詮釋（南與榕，都跟成大的意象有關）。再者，投票的結果擺明了就是「南榕廣場」，不是「羅望子廣場」。(如果是「羅望子」廣場，會不會有老師說鳳凰木在吸碳與美觀功能上更重要來反對？)

　　我認為，王文霞教授發言的不當之處，首先在於她不斷使用話術來貶抑多數人「不懂歷史」。其次是把自殺這件事，貶抑為不敢面對生命的挑戰。至於她後續提到「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我可以寬鬆地視為是口語表達時的不精準。

　　對我來說，王教授發言的第二個不當，是她直接把鄭南榕之死，視為「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只因為「他是害了他自己的生命，任何對生命的傷害，都是絕對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


　　猶記以前在讀到民國史的時候，我的歷史老師有過這樣的感慨。那就是那些挺身對抗清帝國或抗日的人，或許各有所圖，但他們其實不少人都明白，這樣莽撞的軍事行動有時等於自殺。誰說不是呢？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做？

　　我就讀過的兩個學校，都是充滿政治與歷史意涵命名的學校。一是福星國小，二是成功高中。因著中文字的特殊性質，或許很多人不再會知道福星國小是紀念羅福星這個人。

　　羅福星是誰？他是道地的多種族混血兒，母親是印尼葡萄牙裔人，父親則是客家人。他加入了同盟會，在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之時，率領了在爪哇募集的兩千多民兵聲援。之後回台灣主事抗日，事洩後千人被捕，羅福星等被判絞刑。

　　我當然知道福星國小是「大中華思維」下的命名，它也是一個政治命名，從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正確角度來看，羅福星是個烈士。但即使對我這樣一個已不再被大中華 意識纏繞的人來說，28歲就殉身的羅福星也是個迷人的人，為自己的理念就死之人。他的絕命詩「殺頭好似風吹帽，敢在世上逞英豪」，有一種「留將公罪後人論」的豪氣與自信。就這一點，我認為福星國小的存在毫無問題。


　　傅正明先生在《地球文學結構》這本文學批評裡，談論諾貝爾文學獎匈牙利猶太作家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時提到，部分人「自殺是出於人的無奈，反叛的渴望」。許多猶太知識分子沒有死於屠殺，卻在戰後死於自殺，這是為何？傅正明說他也不鼓勵自殺，但我們必須試著去理解這些慨然面對死亡者的心中，所思考、所寄託、所企盼的是什麼事？如果生者看不到死者自殺的意義，忘卻死者的悲劇給生者的啟迪，那就等於再一次殺害了他們。

　　鄭南榕為言論、思想的自由，而自囚編輯室，進而殉身，這是一個事實，當然也是一個悲劇，莫忘了，悲劇是有力量的。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認為，悲劇本身，就是給「世界的存在」問題提供一種聲音，而悲劇的使命是要讓所屬的社群理解到，他們作為「歸屬的存在」是負有責任的。齊克果談論的是戲劇，同時也是命運。鄭南榕的悲劇提供了我們所存在的，這個身份始終曖昧不明的島嶼一種聲音，讓知曉此事的島民理解，他的死，不，是關於對他的理念的討論（爭取言論的自由），我們仍然有著責任。

　　逼著鄭南榕以死殉身、明志、抵抗的幽靈至今仍在，藉由悲劇留下的象徵，所喚起的「集體負罪感」就有意義。

　　我和王文霞教授的看法不同的地方在於，我認為歷史教育的意義（包括一個廣場的命名，一個紀念碑的成立），在於它創造了一個窮盡人一生也無法完成的「認識歷史」這個龐然工作的一個細部。或者說，歷史教育應該在教養一個此刻聲息尚存之人，面對歷史時，能獲得什麼樣的覺知？

　　正如卡爾特斯在獲獎感言裡提到的，「自由以豐富的色彩點染著我們的生活，它喚醒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存狀態的確定事實，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為之承擔的責任。」有的人以堅忍活著喚起這樣的一件事，有的人以死去喚起，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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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般價值理念凌駕於生命之上的故事自然令人動容，千古不變，無須再多加讚美，我更關注的反而是那些被認為「不值得」、「浪費」，甚至「無關緊要」的死。這世上有多少人可能在某個角落溝渠靜悄悄地死去，新聞都懶得理睬；有些人因某次意外成為幾百人名單中的一員，除了家人外其他人也不會記住；有些人為了人們口中的「小情小愛」而死，還招來一堆批評。記得幾個月前看到香港新聞說一位博士生為情自殺，底下的留言滿是不同情，說浪費父母培養，說高學歷反而不會想...等等。在社會價值之下，死也是有等級之別的，如屈原、文天祥、鄭南榕一類「死」，同樣也對不起父母（雖然他們父母可能早已先一步仙逝），可是一旦隱身於國家大義的背後，這類過錯不僅可以被原諒，還是偉大、值得尊崇的，連父母都要感到驕傲。不過我其實更同意《心戰》中任達華說的話：「之所以會自殺，都是因為有他人不能理解的痛苦。」每個人都習慣以自己的角度看待他人，想著誰不曾失戀？失戀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走過來了？也許吧，或許這世上有成千百萬人比他承擔過更大的痛苦都能熬過，但是我始終認為沒有人可以因此輕易評斷他人，認為他所承受的根本不算什麼，尤其，這種以過來人的角度輕藐他人的痛苦，無疑是一把更殘酷的刀，更加致命。

　　至於學歷跟死亡的關係就更無稽了，有時候我甚至認為，正因讀的書多了，所以思考得也更多，感受到的痛苦與人生的虛無也更強烈。謀殺可能需要長期、精心的策畫與安排，但自殺這種事從來就跟邏輯理性毫無關係，靠的只是一時的衝動。博士的生命跟路邊乞兒的生命一樣寶貴，會拿學歷作文章的，就好像諷刺博士生賣雞排、諷刺學術界支持多元成家的言論，企圖透過高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價值的「不成熟」來消解自身對於階級的焦慮。殊不知，知識份子一脫離專業本就是個凡人，例如上文主角王文霞教授便平庸得令人不可思議（不過，像多元成家這議題上需要用到邏輯的地方，知識份子還是有些優勢的）。這是個矛盾的社會，人們一邊不相信學歷，但一邊又忍不住屢屢凸顯它以強化它的存在，屢屢貶抑它以彰顯自身的自卑；人們不相信權威，卻仍然有許多人甘心跟著名嘴們的言論走；人們不相信媒體，卻仍然被他們的議題操控玩弄於股掌中。

　　還是回到正題吧。在這樣的區別下，人的死活彷彿不能由己做主，死的價值需要受到公審，他人的生命不過是附屬於價值觀的一條條例子，人們可以為了無辜的洪仲丘熱血沸騰，可是令他們激動的不是洪仲丘這個人，無妨替換為任何一個名字；人們也可以對著另一條生命的流逝冷眼旁觀，冷嘲熱諷，繼續享用他活著的優越。

　　於是，那些偉大的人向死而生，那些無足輕重的人，則在大家的公審中死了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