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one Like You

A right is not what someone gives you, it's w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from you.
－－Ramsey Clark

　　早知道自己不合時宜，不過有時候在潮流之中，這種感覺又會更明顯些。我好像總是在大家歡樂時憂鬱，或者用他們的眼光來說叫做「唱衰」，例如當初台灣人為林書豪登上NBA舞台而驕傲，一窩蜂地成為粉絲之時，我說這樣的關注虛偽而無謂（當然講出去的話沒有這麼批判）；或者像昨天大家紛紛換上彩虹，我卻不識相地因為台灣的保守而悲觀。

　　這種人當然是不受歡迎的（一看FB就會變戰神，看來我還是繼續與世隔絕可能好些XD），但我認為我的悲觀跟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以輕蔑眼光看待一切的人不同，那種人會說：「美國人通過婚姻平權，跟台灣何干？」這口氣預設了大家的愚昧，其實反而透漏了自己思想的狹隘，遭到砲轟也是理所當然。事實上婚姻平權本就是一種世界性的話題，因為它背後關注的是人權，而人權是不分地域國籍，全世界人都該共享的。所以說今天不管哪一國通過，我都會高興，只是美國身為現今世界第一大國，一舉一動皆有表率之象徵意義，所以它的通過又更格外引人注目罷了。

　　那麼，我的悲觀到底是為了什麼？應該這樣說，因為世界在進步，而台灣仍在原地，所以悲觀。就好像平常你跟好朋友成績相近，但有一天好朋友突然突飛猛進，你當然會為他高興，可是也就在這時候才會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而難過（好吧我每次舉例總是舉得很爛）。或許這時候你會說，就因為好朋友的進步，應該更有跟上的動力啊！當然，當然，所以大家的樂觀我完全明白，也知道終有一天台灣一定會合法，只是我的難過是思想面的，是想到過去奮鬥許久，雖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依然有四成左右的人怎麼都不會明白，依然可以用「國情不同」簡單四字，去否決任何讓自己更好的可能，而這個地方、這些人民正正是我愛的家鄉，我最親的國民。

　　我不是不知道要循序漸進，也不是不知道不可能要求大家的想法都一樣，更不是不知道這種事急不得──或者說，其實我也不急，基本上我懷疑，就算台灣真的立法通過了，我就會有那個勇氣行使嗎？也就是說，立不立法對現在的我而言，根本完全沒影響，我也認同他說的，低低調調也可以很幸福，可是因為我知道有許多勇敢的人需要，也知道當真的落實到生命的另一階段──家人的階段之時，什麼報稅、就醫等等瑣事一來，這個「儀式」、「規矩」、「束縛」、「身分」就很必要，所以還是得高調地爭取。我觀察到，在昨天的換頭像潮流之中，樂觀的多是直男直女們，許多同志本人都是低調而悲觀的，當然包括我本人。前者雖然讓我感到安慰，後者卻也讓我感到心酸。是怎樣的社會，讓受害者本人反而悲觀不勇敢，而外界仍是嫌這族群「太高調惹人厭」？所以我悲觀，因為我知道就算立法通過，永遠還是會有那三、四成的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你，指指點點。我悲觀，因為我知道台灣在原地踏著的，不只是立法與否，而是那些人的思想。

　　他們一定會說，怎麼知道這樣是「更好」？那些會讓社會變得更淫亂的說法我看了太多太多了，有關的反駁網路上現在也太多太多了，而且說得都很扼要清楚。我想現在越來越簡潔的風格（請見「呂秋遠」的FB），真的彰顯了大家都已經懶得再辯論的心情，不過反對方依然是那幾點理由不停重提，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在ig上要用「同情」這樣的字眼。我很清楚「同情」這個詞彙對那些受者而言，有時候反而是一種傲慢或者歧視，可我真忍不住有這樣的想法，就好像我想到晚清遺老們跟不上時代的淘洗，仍然保持著忠君的觀念，不懂民主好在哪裡，不懂什麼人權云云，批評洋化運動，只見革命所帶來的混亂...我真心同情他們在那思潮過於澎湃、快速的環境下，該是怎樣的無所適從，只能以一種「捍衛道統」的形象自居，不讓自己無法更新的價值觀崩裂。

　　可事實證明，儘管他們之中不乏具有道德、學識的菁英，有些人的人品相當值得尊敬，但在這方面的思想，他們就是跟不上，就是注定被時代拋棄的人。而今的差別在於，對於那些過去遺老，我能用一種旁觀的態度致上一聲慨歎，對於今天的恐同人們，我卻也是前線的一份子，我能同情他們而今處在與輿論相反、無法大膽公開反對的處境，他們卻不會同情我的無辜受罪，甚而還是充斥著「噁心」、「有病」一類字眼...這樣一想，又會覺得自己的同情太過仁慈了。

　　所以同情之餘，我輕視，因現今社會資訊發達，要更新思想雖然仍然不容易，但相較晚清之時已經好很多了，可他們就是無法理解自己的滑坡謬誤；就是拿著一本《聖經》以為自己可以為他人定罪；就是以為自己要「矯正」他人的愛是愛；以為自己只是「不歧視但不鼓勵」，所以可以反對別人行使人權；以為自己站在社會的高角度，站在孩子的高角度，做著「捍衛風俗」的事。對於明明有足夠的教育資源，但他們還是不懂得怎麼讓自己的靈魂更進一步，我輕視。

　　插入王明珂教授新書序中的幾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不自覺地框架：

　　存在於學科自身內的偏見，深深影響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觀察、描述與理解，或更深化許多原已存在的社會問題。舉例來說，如人類學的田野方法、理論、辭彙所建構的知識，經常因強調「他們」的特殊性，而加深被研究對象（原住民、少數民族）的社會邊緣地位。又如人類學知識強調文化、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特殊價值，使得人們關心政治造成的社會剝削與迫害，卻因尊重宗教、文化，而對由此造成的剝削與迫害視為理所當然，或明知其非但也認為不宜干涉。

　　以上布迪厄指出的是學者們（特別是社會學者）的認知偏見。事實上，上述幾種認知偏見都更普遍地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出身背景，我們在此社會中的位置，以及由學術知識透過社會教育轉化而成的「常識」，都是一層層的帷幕，或腳底的皮繭，屏障著我們對世間一切人、事、物的感觸與認知。

　　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見解，與他的習行理論（practice theory）密切相關。我認為，這個理論的精華表現在其名著《區分：一個對於品味評價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的一個名句上—「本相造成的表相，與表相造成的本相」（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and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對於這個看來莫名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們許多的言行表徵（表相）強化了社會現實本相，而在社會現實本相下，我們又自然而然的產生特定言行表徵。譬如在一社會中，人們歧視女性的言行（表徵或表相），強化男性中心主義這社會現實本相；相對的，在男性中心主義之社會現實本相下，人們也容易產生歧視女性的言行。布迪厄認為，人們這樣的言行常常是在他們的意識之外，因著某種習性（habitus）他們自然而然就這麼說、這麼做。我將布迪厄所稱的 practice 譯為習行（在中文學術界許多學者譯之為「實踐」），也是為了順應他的這個看法（以及配合將 habitus 譯作習性）。

　　回到潮流本身吧。印象中自己經歷的「換頭像」運動，除了這次之外，還有之前為馬來西亞政府打擊言論自由，換上黑幕抗議；以及香港佔中之時，大家換上黃絲帶。前者我換了，後者卻沒，我最近便開始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否因為跟自身越接近，就越不敢公開表態？可是太陽花時期，我表態的言論也實在是不少，雖然後來吵架吵得很累，不過還是能夠證明，跟不跟潮流應該不是切不切身的原因吧。那麼是因為我自己太過強烈的個人主義，厭惡跟別人相同？可是我也還是換過黑幕，也還是在身上別過黃絲帶，所以我竟無法找到答案。

　　昨天也跟他討論到了同志電影，我說我自己後來反而不太想看如此標榜的那些影片，因為這議題被炒作得太俗濫，感覺好像被消費，一再提醒了我的「不正常」，可是後來想想，明明我就想當個不那麼平庸的人，也知道之所以高調的必然，為什麼卻總是無法接受這些特別待遇？也許在我批評別人保守的同時，自我的思想矛盾與衝突才是最難解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