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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轉述台灣文學家余光中之前接受台媒採訪的講話，稱大陸教科書比台灣開放。

余光中談兩岸文壇往來時表示，有一點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台灣的中學教科書裡面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陸作家例如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但1949年以後的大陸作家沒有一個人進入台灣教科書裡；而大陸中小學教科書卻有不少台灣作家作品。這一點，大陸比台灣來得開放。
而且余光中還說，大陸教科書比台灣多了“世界各國”的童話、傳說與民歌。大陸小孩子從小就知道世界各地的文學，這點是不錯的！ （新華社圖片）

你對此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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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說法有問題，可是下面留言也有許多很沒道理，引文裡明明說「這一點，大陸比台灣來得開放」，指明了專就「教材選材」這一點立論，而許多網友偏要扯網路、言論、出版上的不自由來諷刺，真的是為反而反。

那麼，余光中的說法問題在哪裡？首先，多選其他國家的篇章就是開放了嗎？在此，開放的定義僅限定在「多國」，其實非常狹隘，並且忽略掉了文章本身的內容層次。如果選入多國的文章，但都是些和諧美好的童話、傳說和民歌，這樣很開放嗎？說到底，也只是一種用開放之假象來掩飾自身的片面，這可能才是這種「開放」背後的目的，為了跟西方國家證明自己並不封閉，為了讓國人感受政府很開放，不一定是真心為了學童的教育或者視野。比如前天張壽安老師上課時說到，中共擬將《聖經‧創世紀》篇章也納入教材，看起來宗教開放又與西方接軌，不就好棒棒，但這就是好教材嗎？跟中小學生說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來的，沒有問題嗎？

當然，先不論《聖經》的問題，有些人或許會說中小學的教材內容和諧也是正常的，這又讓我想到一堆家長喊著不會教小孩，所以對於性教育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因為害怕孩子接觸到現實，就把所有大人看來「不適宜」的內容給去掉，將他們保護得好好的。是啊，中共其實也是這套思路，只是他們用在全體人民身上，將看來「不適宜」的內容去掉，將國民保護得好好的，洗腦得好好的。真要說起來，也許比小孩子還不如，至少他們長大以後就可以合法看18禁的內容了，然而多數中國人一輩子不能正當地看64相關資料。

回到剛剛的問題。那麼，教材應該怎麼選？更進一步要牽扯到台灣、中國之糾葛，就更加複雜了。單是文言文、白話文的比例就已經有得吵，當初有些極端台獨的人士主張減少文言文，將所有中國文學當作外國文學，認為應多讀一些台灣本地的作品。這樣的本土化固然有必要，可是此種封閉的態度是絕對不可取的，畢竟台灣現在的主流文字、文化都是從中國而來，我們可以越來越重視本地的閩南語或原住民創作，可以批判國民黨的文化強勢灌輸，卻不能否定它已經是多數人的根，要挖挖不走，而且強迫挖走也是另一種殘忍。即便真能挖走，之後國際研討會都論台灣文學，討論中國文學只是世界文學的一小支，那麼台灣還有多少吸引力？除了政治、歷史、經濟、人類學、自然生態等等研究之外，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對這小島的本土感興趣？

所以後來有人以一種「東亞共享」的態度去看待中國文化，似乎保有了自主性，同時也能繼續使用同一套文化，然而，這樣的結果也等於將台灣與日本、東南亞等地區對於中國文化之接受關係置於同一等級，撇除掉過往「以傳承中國文化正統」自居的態度。如此，還是上面那個問題：我們的本土文化足夠有日韓或者東南亞那樣的特點與吸引力了嗎？

從此其實就可以看出內中的困難，一方面，要發展本土文化之獨立地位，若承認是中國文化繁衍而來，則難以轉出新的局面，就文學來說，其實跟中國轉型的方向相去不遠；另一方面，若要忽視中國文化之脈絡，可是在本土發展成熟之前急於破壞，結果可能導致將自我邊緣化。端看而今社會一邊批評文言文無用，一邊以繁體字自豪的矛盾處境，便已可知在這方面尋找平衡點之兩難。總之基本上我們現在選擇面對的方式依然是共存、模稜兩可的，要真正解決、梳理清楚怕也不可能。那麼先問另一個問題：對於中國1949以後之文學又該怎麼看待呢？如果不像前述的態度那麼偏激，而是接受中國傳統，但將中共建國後之文學視為「外國文學」，這樣的態度又可不可行呢？若然，針對教材問題，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說：中國當代文學不過是外國文學之一支，不用特地選入。不過中國當代文學對我們而言，真的應該跟其他外國文學劃為同一層級嗎？

去年帶導修，被分配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原本想說上過張堂錡老師的課，應該遊刃有餘，然而一拿到課綱，大概從張愛玲以後的作家我就完全陌生了。這當然是我的問題，因為政大中文系的張惠珍老師便有教授中國1949年之後的文學發展，只是因為是選修，而我身為一個外系生，當初並無暇聽講。所以導修課上同學們報告的作者，只有魯迅跟張愛玲原本就熟，沈從文僅僅粗識，而從施蟄存開始，以後的作家與文學流派等知識幾乎都是後來自己惡補的，因此我主要跟同學講研究方法，講邏輯，講格式，講論文結構安排，有時候他們報告也常有我沒注意到的內容，我是真真正正跟他們一同學習。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當代文學竟是如此陌生，儘管我對中國以外的文學作品所知也不多，或者套用上一段的邏輯，陌生似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事實是，基於同樣一份文化傳衍，中國當代文學讀起來，還是更能感同身受，而且比起其他國的文學，我對它們如此無知是更為慚愧的。

不過，或許因我後來讀了很久的中文系，個人偏好已在潛移默化之中改變，所以這樣的經驗大概也不足為據，然而即使退一步再問：我們的教材有關注過外國文學嗎？依舊能夠凸顯某些困境。

所以其實，兩邊都不開放。中國教材的不開放在於內容遭限定，台灣教材的不開放在於處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本土化的糾葛之中，而無暇顧及外國視野，更無暇好好思考中國新時期文學對我們的定位。余光中就中國開放之假象批評台灣，固然可笑，但也不失為一個我們必須反省的方向。